「大衛，我一生中從不忘記好畫的。」老人望著花園，「名字，對，名字有什麼了不起的。擱在小角落的無聊東西。如此而已。」…..
「孩子，我這一生啊！為畫畫而畫畫。就是不讓你們這些混蛋有機會炫耀。像放狗臭屁一樣！對不對！又問為什麼，又問怎麼畫的。真是狗屁不通！鬼才在乎我的靈感哪裡來的。從不在乎！它來了，我畫了，就是這樣。連是怎麼開始的，意思是什麼都沒法想清楚。不想知道。…..太多根了！知道嗎？談太多根啊，來源啊，過去啊之類的狗屁。卻不談花，不談現在，或是掛在牆上活生生的畫。要斷根，他常說，斷根！」
----《黑檀塔》(The Ebony Tower, 1974), John Fowles
我曾想，電影把我救了出來，從文學那裡。後來我覺得那個差別是這樣的，電影以其感官性的包覆，偷渡給人某種無縫銜接的改變，相對於文學之提示了改變的可能，卻要你清醒（因此痛苦地）掙扎著爬過去。
因為性質的不同，我無法真的記得電影中巨大的時刻，它們總是太綜合性，我只能模糊記得看到那個場景瞬間自己的震撼，那時電影院或房間裡的集中性巨響或死亡一般的寧靜也充滿雜訊。……但當然，我們輕易可以記得紙頁上的字，的延續，的斷裂。
有時我覺得電影是可以陪伴著人繼續走的，而文學卻是一種悍然而固執的鄉愁。那些字句都不會變了，你只能記得，或忘記。全有全無的。
「我從不忘記好東西」。總是複誦這幾個字，一再一再。不管世界會流變成什麼，你在那裡，在這裡，活生生的美好永遠都在。像蝴蝶標本一樣。
